昨晚临睡前，随手翻开放在案头的一本《史记》，这本厚厚的史书被压在一摞书的最下面，好久都没翻过了。我翻开了上一次看书时折起的书页，一段熟悉的文字再次映入眼帘：“孔子病，子贡（姓端木，名赐，字子贡）请见。孔子方负仗逍遥于门，曰：赐，汝来何其晚也！”孔子因叹，歌曰：“泰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后七日卒。”
这位伟大圣哲预感到自己即将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在外经商的子贡听到恩师病重的消息，日夜兼程往回赶。有学生轻轻告诉病榻上的夫子，子贡就要到了。老人强撑病体，拄着拐杖来到门前，向远方眺望。熟悉的身影终于出现。“子贡，你为什么来这么晚！”夫子叹口气，忧伤地吟唱道：“泰山要崩塌了吗？宫殿的梁柱要折断了吗？思想者要离世了吗？”唱着唱着，老人脸上流下了泪水。七天后，也就是公元前年，这位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圣人孔子溘然长逝了。
再次看到这段场景，那情那景，又一次泪润湿了我的双眼。此时圣哲的心情是复杂的：心痛？责备？无奈？失望？欣慰？似乎都有，似乎又都不是。
子贡与孔子的师生感情十分深厚。孔子在列国流浪时，子贡作为富家子弟却始终伴随着孔子，而且相相就是十几年。这种对老师的尊重与忠诚，是急功近利的现代人不可理解与想象的。在孔子众多的弟子中，子贡始终是一个富可敌国的大商人，商人的逐利趋向并没有改变子贡对真知与道德的追求。
孔子死后，众弟子皆服丧三年，相决而去，独有端木子贡结庐墓旁，守墓六年，足见师徒情深。孔子墓西的“子贡庐墓处”三间古屋，就是子贡守墓的地点。其间，子贡将南方稀有珍木楷树，移植孔子墓旁，这就是“子贡手植楷”。
清朝康熙年间，子贡亲手种植的楷树，经历了两千年的风风雨雨后，突遭雷火，不幸死亡。清帝康熙得知此事，诏令重植楷树一株，并立碑刻石纪念。石碑正好立在当年子贡挥泪植树的原址。这块碑有个很奇怪的现象，每年农历８月２７日前后，也就是传统上大祭孔子的时间，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在石碑的表面，总是湿漉漉地挂满了一串串水珠，酷似一个极度伤心的人正在流泪。所以这块碑被称作是“流泪碑”。传说那是子贡，为祭祀老师而哭泣！当然，这不过是附会，但是令人费解的是，假如把碑上的水珠擦去，不消一会儿，串串水珠接着就又冒出来。
后人感念此事，建屋立碑，纪念这为圣徒。两千多年来，子贡一直被作为中国传统社会尊师的典范。我想起著名作家孔令保的几句诗：“人间孝悌夸端木，父子师徒共情肠。乌鸟林中知反哺，羔羊跪地报乳娘。”的确，子贡实属中华尊师孝道楷模第一人。
俗话说，“百善孝为先”。儒家学说称“孝”为所有美德的本源，一切教化由此产生。子贡也曾对孔子说：“先生体恤天下，恪守义礼。学生遵照师训，循仁德之道，尽心竭力，奔走呼号，为的是庇护弱小，惩治恶霸。由于子贡冒死拼搏，完成了师命，让孔子忧国的“忠”和子贡尊师的“孝”融为一体，开出了千古不败的忠孝之花，由此不难看出“忠”和“孝”这两种道德精神是共生的、互为因果的。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是“爱人”孝是人生最平凡而又最伟大的爱。仁要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仁”的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如果是一个连生身父母都不孝敬的人，那还有资格谈“仁”和“爱“吗。所以“仁”者爱人，爱人首先是孝。以德治国，排到第一位的应该是以孝治国。当然我们不提倡愚忠愚孝，子贡敬重孔子而不迷信孔子，推崇孔子思想而不刻板拘泥于师道。他把“孝”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面上，他把“孝”从家庭，师生展延到社会上，展延到国与之间，他对孝的贡献超过了二十四孝中的任何一个人，所以人们尊称他为“孝圣”。台湾大学哲学系教授傅佩荣在做客山东电视台《新杏坛》“向孔门弟子借智慧”时，向观众透露了他只在子贡庐墓拍照的“怪癖”。我想个中缘由，自然也就知晓了。
这种对老师的深厚感情，以及由此反映出来的人的崇高思想境界，体现在一个富豪身上（子贡还被司马迁收录在《货殖列传》中），是否让当代人深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