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在更一般意义上阐述孔子的学问，也是对孔门学问的总结和提升，包含孔子的学术思想，教育思想，以及历史观等。既有对颜子的无限惋惜，对现实的无奈与叹息，更有对后世的寄托，对后生的渴望，方法具体而明确，最后以诗结尾，意味深长。
趋利避害，可以说是任何生命体的本能，人类的生存、发展、进步，或者整个生命进化的过程，都可以说是求利的过程。利与害，始终以一对矛盾体的面目出现，然而，在不同的眼界与见识下，所利与所害很可能会完全易位。利有真利，也有假利，有虚利，也有实利，如何鉴别真假虚实，就有了学问的要求。孔门学问汇集人类自生民之初以来人类智慧积累的所有生存经验，以学问的方式，展现在世人面前，从这个角度，我们几乎可以说，整部《论语》，就是在教人如何做利害取舍。
本章总结孔门学问，就从利这个话题开始，饶有深意，期读者善会之。
不精研本篇，不足以了解真实的孔门学问；而没有前面的基础，也不足以明了本篇的深意。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孔子很少就利谈利、而是将利放在命与仁的高度来认识。
偶得之利，多半是取命的钩索，贪得之念，往往断送卿家身名。孟子说，何必言利，必以义。君子把利放在义的高度来考量，这样得到的才是真名实利。君子并不是傻瓜，大智才反而若愚。
命与仁，是一体两面。源于天道，是为命，或者说，命是得之于天道的合理性，具备这种得之于天道合理性的利，才是君子应得之利；出于人心，是为仁，注意，此人心是人之先天本性之心，此心合于天心，而不是后天欲念之心。仁者安仁，心灵的安宁，在于安守仁境，破坏这种安宁的利，君子视之如蛇蝎，避之犹恐不及。
《大学》讲：“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
所以，君子言利，绝对不是单纯的就利言利，而是利益当前，首先要看此利是否具有天道的合理性(命)，还要看此利是否有利于内心的安宁(仁)。
或者说，君子同样追求利，只是君子所追求的利，是具有天道合理性的利，只要合于天道，君子不惜万难，必趋之；君子所追求的利，是有利于内心宁静的利，只要有利于内心的宁静，于心能安，能够获得心安的利，君子必趋之。
原来，孔子并不是不求利，只是他所追求的利，是利命和利仁，而不是利于贪欲。动机的区别在于眼界与见识，结果的区别在于长久与短暂。
有虚名假利，有真名实利，孔子把利放在命与仁的高度来辨别，知命的君子取真名实利。不知命无以知利，君子所求之利，在于利仁，不利仁，无以为君子。君子在仁中获取利益，所取旨在利于得仁。故而君子能得真名实利。
命，规定了天道的合理性；仁，是人心的美好境界，符合于人心本性内在的向往和追求。这内外的两点合而为一，就是义的条件。
这在后世被发展为义利之辨，求利先当取义，孟子对此发挥到了极致。《吕氏春秋·慎行论第二》对此讲得也非常透彻：“义者百事之始也，万利之本也，中智之所不及也，不及则不知，不知则趋利。”任何事业的确立，都需要义为基础，义是产生万利的根本。这样的道理，只有上等智慧的人才可以深信不疑，仅仅具有中等智慧的人，恐怕都不能够很好地把握，把握不住，就只能逐利而行了。那些能够见识到得到利益是不利，不利是大利的人，才是真智慧的人。
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不只是人，任何生命体都必须具有这样的本能，正是有这样的本能，生命体才能够顺应天地四时的变化，在自然界优胜劣汰的生存竞争中，得以生息繁衍。
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只是自然界维护生物链条总体生态平衡过程在局部的表象，“损有余而补不足”才是真正的天之道，人类在文化中正确地取法于这种天道精神，克服人欲中“损不足以奉有余”的末性，才有孔子的“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仁之本心。
人为万物的灵长，人类具有取法天地的本领，进可以与天地同参，同列三才之位；退也可与动物为伍，自甘下流，成为肉体与欲望的奴隶。动物仅仅出于本能去满足其饱腹之欲和自体有形生理之身繁衍与安全的需要，其欲望和需求都有限度；而人则不然，人心是包天裹地其大无外其小无内的，人心一旦被生理肉身和欲望支配，他的欲望就变得没有止境，人便成为了欲望的奴隶，一旦人成为这种奴隶，就会比动物凶猛可怕何止百千万倍，在远比动物难填的欲壑支配下，自我极度膨胀，就会强烈地去“损不足以奉有余”，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约，人类就会成为地球肌体上生出的恶菌，最终损坏地球，也使自己彻底失去立身之地。谁能够持有余以奉天下呢？只有奉行天道的人。
毋庸讳言，利与害，是任何人，乃至于任何生命体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都必然要面对的选择，但是，站在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时期，利害互相转化，取舍之便确实又迥然不同。对于动物来说，能够满足生理的需求和安全需要，表现为对欲望的满足，就是有利的，反之，就是有害的；对于人来说，如果不去考虑命和仁的问题，简单的说，如果人不去考虑利用人的不同于其他生命体的独有的智慧去认识天地间自然宇宙的规律，不考虑人之为人的核心，不必顾全人的精神方面的高级需求，仅仅作为一个生命体考虑满足生理和安全方面表现出来的本能欲望，那么他的利害取舍与动物就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但是，命与仁的问题，是人区别于其他生命体的本质问题，故而，对于人来说，他的利害取舍必然的要结合命与仁，或者说，要从命与仁的高度来评判利害，利命利仁，还是害命害仁，才是利害的关键，而这样的利与害就完全不同于生理欲望下的利与害，甚至于完全相反，有利于欲望膨胀之利，往往会害命害仁。所以，脱离命与仁的利与害，就几乎是完全的不得其解，这也就是孔子不单纯的谈利，而必然是在站在命与仁的角度和高度才可以谈利害取舍的原因所在。
生命体对利的认识起始于其生存的本能，不同于其他生命体，人可以通过分工构建人类社会使不同的生命个体在整体的社会环境中实现共存，突破生存压力之后，人意识到自身生命个体对社会整体的价值体现和责任担当，这是命(天命、使命)的基础，这种担当必然是建立在突破了小我界限的大我情怀之上，这就是仁的内容。仁为命确立了精神内容，在仁与命的高度来审视利，自然是在其利其生存的生存之利的基础上，有更高级的利益追求，现代心理学所认识到的需求层次涉及这方面的内容，而高级的追求必然不是以低级的动物性来体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巧言令色也鲜以仁，知命君子对仁的追求，才可以得到最真实的利益实现。
“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4.12章)，历史和人生的经验都是很好的例证。“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4.16章)，正是因为“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20.3章)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论语》4.2章)，何利之有？只有仁者才能安仁，智者才能利仁，可见孔子谈的是真名实利，长久之利，而不是虚名假利，更不是断送性命前程的利钩名锁。
并不是说圣人就能够超脱于物外，圣人还是人，整部《论语》，就是教人们认识真实的利害取舍，人类的文化就是人类对于利害取舍认识的累积，而且，只有是从命与仁的高度来认识利害取舍，才能形成先进的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求利当求天下利，逐名当逐万世名。把利放在天下和万世中来考量，就是大人的情怀，君子之所为也。这是君子的大智慧。
孔子杏坛讲学图
